[图文]明末“小东林”复社：清谈误国

　　复社人物同情“西学”，研究“实学”的迹像是非常明显的。原先复社“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这个青年文人联谊团体在明末越来越严峻的事实面前，开始考虑现实问题，研究学问。社员当中，张溥、陈子龙等领袖人物自己向徐光启学习“农政之学”，使大江南北士人关心国计民生蔚为风气。这方面，几社比复社更明显，“松江几社以经济见”。在他们进士及第后，所谓“功成名就”之后，都把学问重点从文章转向经济，由追逐名利的才子文人成长为深厚负责的学者志士。

　　复社社员从讨论文章到关注学问，和东林党关心“西学”还有区别。如果说万历、天启时，东林党对耶稣会士的兴趣主要在于政治、伦理、道德学说，那么崇祯时的复社士大夫则开始对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地理、军事、制炮、水利、农政等学说感兴趣。他们主张把它们接续在象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一路学问上，这些学说在当时被称为“实学”。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李雯等松江同乡，遵徐光启遗训，一起编刻《皇明经世文编》。序文中，陈子龙说：明朝二百七十年，至今有“三患”。“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无实学”，故明朝无有用之才。徐光启是明末“实学”的代表，他说：“公博学多闻，于律历、河渠、屯田、兵法，蘼不究心，独得泰西之秘，其言咸裨实用。”

　　虽然复社的某些社员在后期转向“实学”，但如果要把这些学问“经世致用”到能够挽救明王朝的覆灭，已为时太晚。复社成员中，除方以智、黄宗羲、王锡阐、顾炎武等人粗通天文、算学外，在制历、造炮、领军、戌边上都还离不开传教士作顾问。复社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在“门户之争”上。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复社还在举行虎丘大会。大会最盛大时，虎丘山下，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山西、福建聚来数百条船，千余车轿。几千人一起诵诗作文，寻找情趣，交换朋友。这种民间结社确实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但清谈不能代替学问。“实学”在明末的最后几年得到提倡，但还未成为士大夫的共识。后来，清初的江南士大夫怀着亡国之恨，对此追悔莫及。后悔没有掌握实学，陷入门户之争，清谈误国，召致明朝灭亡。这种情绪在原先的复社成员，后成为清初学问开山人物的顾炎武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顾炎武除了谈天文历算和偶尔谈澳门外，绝口不言天主教，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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