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揭秘1923年郭沫若南京搂抱亲吻胡适真相

　　事情的起因是1922年8月，郁达夫本着创造社反对“投机的粗翻滥译”的前提，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威铿所著《人生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然而不巧的是，郁达夫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结果被胡适抓住把柄，于是胡适就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家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夫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胡适还指责郁达夫等“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有限”等等。这篇短文引起郭沫若在十一月《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他抓住了胡适改译中的“错误”、“不通”和“全不通”的地方，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此后，张东荪、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以及成仿吾，都介入了论战。

　　据郭沫若说，这场争论的收场，还是胡适主动采取“一种求和的态度”，才算了结的。1923年5月15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6〕郭沫若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胡适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7〕历时十个月的争论终于划下句点。胡适以其特有的绅士派头，至少在表面上“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但郭沫若却不免是心存芥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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