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是如何制造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对定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

　　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总理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

　　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总理生气他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总理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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