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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涌现了许多慷慨悲歌的先烈，也曾出现过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叛徒。前者，仅就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即达31万之多，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这些人们熟知的中共杰出人物，就是相继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此后，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总书记张闻天曾宣读了一个开幕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致电中共。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几次作出对策调整,推动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转变。西安事变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对中共从审蒋走向释蒋,引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进行复原。
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似乎很清楚，因为我们每年都要纪念“七一”。然而，与此相联系的党的生日和与会者等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一书，对人们深刻了解党的历程大有助益，特别是书中对中共一大的谜团进行了逐一破解。
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年夏天对中国大陆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这一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从而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
1916年，张国焘入北京大学读书。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张国焘，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办学宗旨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风格的影响，身处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北京大学校园，张国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的影响。除了搞好学业，他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
1947年5月，在山东解放区烟台市，发生了一桩美籍职员纵车轧死中国黄包车夫杨禄奎的交通肇事案。随后，烟台市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最后，有关国际组织不仅足额包赔了受害人家属的损失，这名美国肇事者也被烟台市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这桩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却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审判外国人第一案，更因为受审和被判刑的是名美国人，从而震惊国内外。
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1971年那一次南巡，毛泽东8月15日出发，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这一举动十分反常，以致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都非常吃惊。
提起中共的反腐败斗争，人们都会想到毛泽东1949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城之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一大”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