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

　　如果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与民主建国的革命目的无论在当时的思想界还是在后来的思想史论述中都是最大的政治共识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为独特、从而也最易引起争议的正在于他的核心论点，即，“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正式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

　　这个论点面临的质疑首先从以下两个问题中直接表现出来。第一个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基于西方经验提出的阶级分析法理解中国社会是否合适？当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不能把中国社会刻画为一个阶级社会，比如梁漱溟，他将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刻画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并将其组织精神追溯自周孔之教，而区别于西方基于基督教传统组织起来的重视集团生活的阶级社会。第二个问题相比于第一个问题看起来是退了一步，但也很尖锐：即使承认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中国社会有无产阶级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而中国社会并未经历与工业化时代相随而来的资本主义，产业工人远远比农民少，这样看来，说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岂不是痴人说梦，讲述的只是又一个版本的无产阶级神话？

　　在此我们先不谈毛泽东及其同道们会如何回应这两个问题，而是转向梁漱溟。正是梁漱溟，这个反对以阶级理论刻画中国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1950-1951年间写作的《中国建国之路》中，以一种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理解，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国上的三大贡献，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国上的历史功绩。

　　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建国的“第一个伟大贡献”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8]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虽然观点上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民主与科学——则是完全赞成的。[9]根据梁漱溟的自述，大约从1922年到1931年前后，他逐渐意识到民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崇拜(democracy cult)的天真性和激进性的洞见对梁漱溟非常重要，成为他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论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前提是对当时中国社会陷入崩溃状况的诊断。而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恰恰是，中国社会的崩溃与国家不能统一、国家权力不能树立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秩序与国家二者几乎是不可分离的。……自今以前，人类社会所有的秩序，没有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的，而所有国家没有不是武力的统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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